在中国文学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发展走向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节俗诗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与当时政权频繁更迭带，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背景、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士族地位的提高、以及节俗日常化变等诸多原因息息相关，呈现出新的风貌。

一、社会动乱背景下的“人”的觉醒与四时情怀的盛行

历史上对魏晋南北朝的界定是从公元年曹丕称帝，到公元年隋灭陈重新大一统。虽然期间只有不到四百年的时间，但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却先后经历了三国、两晋以及南北对立这样分裂的局面，从汉末到南北朝，像党锢之祸、大瘟疫、大灾荒、农民起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少数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从未间断，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自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

战乱导致了政权的频繁更迭，王公贵族们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尚且无法自保，而士族文人们围绕在立场不同的统治阶级身边必须站队，卷入政治斗争中，成为了政治牺牲品。

同时战争给生产力带来了不小的破坏，加之饥荒、瘟疫肆虐，当时整个社会民生凋敝，破败萧条。这样的社会场景在很多当时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如王粲在《七哀诗》中就直白地刻画了当时的人间惨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在如此背景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命如草芥，无法自主自己的生死。魏晋人目睹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感受到了死亡的真实与可怕，这种危机感让他们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可以说是“死神唤醒了人”，开始了对生命本身的思考。

而自然时序变更所产生的景物变化也引起了诗人们的共鸣，他们将对生命的情感体悟转化进四时节序的变化之中，因而对四时节序变化的吟咏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风尚。

这一时期的文人以各种文学形式对四时变化进行感叹，散文诗赋自不必说，甚至在当时人们来往的书信内都是随处可见，如庾翼在《书》中说：“已向季春，感慕兼伤。情不自任，奈何奈何”！诗歌中的四时感怀更是不胜枚举，《乐府诗集》中就收录了75首《子夜四时歌》，以及十三首《月节折杨柳诗》，数量之多可见在晋末的流行程度。

而节俗的产生和四时变化息息相关，很多节日的诞生就是因为四季的变化交替，因而诗人们以这些节日以此为契机，成为宣泄情感的地方，诗人们在节日当天兴发感怀，节俗诗的创作数量也自然有所提高。

现存的很多魏晋时期的节俗诗中都能看到诗人对于生命意义的体悟，大自然的自然变迁在诗人眼中也具有别样的意义，如一年之首的正旦，代表着新生和希望，但在庾信《奉和赵壬西京路春旦诗》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杨柳成歌曲，蒲桃学绣文。

鸟鸣还独解，花开先自熏。谁知灞陵下，犹有故将军”。面对春天的到来，诗人没有赞叹新生的美好，而是感叹已经逝去的生命，这明显是一种“伤春情怀”。“伤春情怀”正是当时文人们对于生命的一个思考，春天依旧，但却物是人非。

除了正旦节，上巳节中这种伤春情怀的表现更加明显。据统计出来的诗歌来看：“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庾蕴《兰亭诗》）、“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今我欣斯游，愠情亦暂畅”（桓伟《兰亭诗》）、“寄畅须臾欢，尚想味古人”（虞说《兰亭诗》）等诗句都是对美好事物的短暂引发的感慨。

不仅仅“伤春”，“悲秋”也是这一时期诗人们所共有的社会心理。如果说“伤春”心理源于诗人们看到新生的希望后对于这些美好终将逝去的遗憾，那么“悲秋”则来自诗人们对生命尽头萧索零落景象的悲悯。在魏晋南北朝存留的七夕诗和重阳诗中，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秋天残败破落景象之时，所发出的嗟吁之感。

如鲍照的《秋夕诗》，在面对秋天“紫兰花已歇，青梧叶方稀”的零落之时，诗人联系自身发出了“发斑悟壮晚，物谢知岁微”的感叹。而谢瞻也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中抒发了对生命逝去的悲伤“逝矣将归客，养素克有终”。

在面对萧索的冬季，诗人们内心更是无尽的悲伤，鲍照在《冬至诗》中用“哀哀古老容，惨颜愁岁晏”来感怀自己的年老。这种由此可见，四时情怀是当时社会的共同心理，诗人们将自身的情感带入四时节序的变化之中，借助节俗诗进行兴发感怀，这成为节俗诗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人”的意识的觉醒，带动了文学的全面发展，魏文帝在《典论·论文》中论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不仅仅是思想内容，文体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类文体细分，界限越来越明显，并且在各自内部不断进化发展。

陆机在《文赋》中对各类文体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各类文体自身的特色也逐渐显露出来。以本文探讨的诗歌来说，在魏晋时期文人于声韵、对仗、用典上孜孜不倦地追求，诗歌的体式逐渐完备成熟。总之，诗歌体式的成熟也为节俗诗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节日生活的世俗化以及生活化

节日风俗是一个社会风貌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时代，因而在这一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情况。东汉末到南北朝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岁时节日发展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

首先，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加深，节日中最初的宗教神秘气氛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淡化。其次，社会的动乱削弱了君主的权威，这一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汉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节日的氛围也偏向轻松愉快。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日基本朝着世俗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较为重要的节日基本形成，正旦、社日、上巳、七夕、冬至、腊八都成为社会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活动，重九虽然是在唐代才被官方定为正式节日，但现存的诗歌中还是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这一节日的重视。

佛教的流行让盂兰盆节、浴佛节这类宗教节日也盛极一时。大大小小的节日充实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节日生活也给诗人们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因而节日习俗这样的题材被频繁引入文学创作中。

不少节日都是在旧有习俗上，新增了许多带有娱乐化的活动。这些新增加的项目也成为了诗人们吟咏的对象，因而这也是促进节俗诗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巳节在历史上出现的较早，最初多为水边祓褉这样带有禳灾意义的宗教仪式，而发展至魏晋南北朝，随着节日氛围的娱乐化，嘉会宴乐开始成为节日的主流，如这一时期颜延之的《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刘孝威的《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庾肩吾的《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等，从这些诗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带有明显的娱乐倾向。

七夕在最初是与天文历法相关的节日，牵牛、织女是两颗天上的星辰，在流传过程中，故事情节逐渐完备，牵牛织女的传说逐渐丰满，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民间也会根据故事的内容在这一天也会举办富有象征意义的节俗活动如结彩缕、穿针、乞巧等节俗活动。刘尊的《七夕穿针诗》、刘恽的《七夕穿针诗》、刘孝威的《七夕穿针诗》等就反映了七夕这一天的一个重要娱乐习俗——穿针乞巧。

至于端午这天，当时人们佩戴长命缕、佩戴艾草这样具体的节日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俗诗中也有迹可循：“长丝表良节，命缕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除夕这一天，人们饮椒柏酒、服用却鬼丸的习俗在除夕诗中可以找到佐证：“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金箔图神燕，朱泥却鬼丸”。

除此之外，外来宗教的传入和本土信仰的碰撞融合，也形成了一些全新的节日。在东汉末传入我国，魏晋时期迅速流行开来的佛教，与我国夏祭信仰以及重人伦孝悌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不同于印度本土，带有中土民族特色的全新的浴佛节，也称之为龙华会。

这些和佛教相关的节日属于舶来的洋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融入到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之中，当时的人们也适应了作为本土节日庆祝，成为本土节日的一部分。在逯钦立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就收录了支遁的两首诗和浴佛节相关的作品《四月八日赞佛诗》及《咏八日诗》。

三、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公宴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屡经战乱，但却并没有阻断文化的发展之路，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支持，节日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朝廷每年都要在元日这一天举行带有官方性质的朝庙祭祀。《三国志·魏书·刘劭传》中记载讨论的是曹魏时因太史上言正旦有日蚀而是否如期举行元日朝会的故事。这则故事说明了正旦日朝会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这一活动的重视程度。

而现存的正旦诗中，曹魏时期傅玄的《正旦大会行礼歌》、荀勗《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章）》，西晋时期成公绥的《正旦大会行礼歌》、张华的《正旦大会行礼歌》都是产生于朝庙活动中的礼乐。

除了元日朝会，从史料的记载上看，这一时期的其他节日有收到了统治阶级的倡导，如《晋书·王导传》中就记载了上巳节时的景象：“会三月上巳，帝亲观褉，乘肩舆，具威仪，敦、导诸名胜皆骑从”。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节日活动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统治阶级不仅重视节日活动，他们也身体力行地支持着节俗诗的创作活动，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节俗诗篇。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各类节俗诗中，不乏这些统制阶级的身影，如宋孝武帝刘骏留下了3首诗，梁简文帝萧纲留下了10首节俗诗，梁武帝萧衍留下了1首节俗诗而陈后主陈叔宝更是留下了18首之多。

这是在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围绕在其左右的士族文人上行下效，并且统治阶级也会以物质形式对其进行嘉奖，这无疑刺激了这一时期宫廷文人们的创作。《梁书·褚翔传》中载了褚翔因为在宴会中文采出众而被皇帝提拔的事件：“限三刻城。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即曰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在这种冬季的驱动下，节日宴会必定成为诗人们大展才华的主要阵地，节俗诗的创作数量自然增加。因而节俗诗的勃兴离不开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士族阶层崛起，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他们不仅左右着当时的政权，社会财产也垄断在士族阶层的手中。这些世家大族生活条件优渥，加之玄学风气的盛行，及时行乐思想流行，节日更像是一个契机，成为他们宴游享乐的宣泄口。

皇族举行大型的公宴、士族阶级借节日举办宴会已经成为了节日中的传统，有迹可循的主要的节宴有元日宴、三月三曲水宴节庆、七月七七夕宴、九月九重阳宴，在丰富多彩的宴会娱乐中，即兴文学创作成为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当然吟咏的主题也必然离不开这些节日，杨树达在《论语疏证》“诗可以群”条目下注到：“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

根据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节俗诗中涉及到的节日有12个，其中有10个节日的节俗诗都涉及到这类公宴诗。并且诸如正旦节、上巳节、七夕节、重阳节这几个节日中的公宴诗比例高达一半还多。因此这些活动既是节日的盛会，亦为文学的盛会，这也为节俗诗的兴盛提供了土壤。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也都掌握在这些世家大族的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涌现出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琅琊颜氏、兰陵萧氏等一大批文学家族。这些家族注重家风的传承，因而对族内子弟们的教育也格外重视，在家学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大都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提到：“自江左以来，

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士族，而士族之中……唯当时之人，既出自士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捷”。在节庆宴会中，这些士族子弟们当仁不让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如王羲之在任会稽内史之时，在三月三日这一天借在水边游戏饮酒，祓出不详的古俗来召集文人在会嵇山兰亭宴饮赋诗。从参会的人员的身份来看，皆出自谢、孙、王这样的世家大族之中，他们为东晋时期的上巳诗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士族崛起也是节俗诗兴盛的原因。

结语

传统节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之后，成为了烙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的文化和根基，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节俗诗作为一种文学载体保留了不同时期民众的节日生活和民俗风情，因而也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物质和生活的一个窗口。

节俗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就有如《溱洧》、《大东》等和节日相关的篇章。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中国传统节俗的基本定型，文学体式发展的逐渐完备，节俗诗才逐渐受到文人们的重视，真正地走向勃兴。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深厚积淀和准备，才使得节俗诗在唐朝达到了它的巅峰，因而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节俗诗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