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去世九周年忌日，一会儿就要回老家为母亲扫墓、上坟，祭奠母亲，找出去年除夕写的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以托哀思！

过年是男人休息的日子，也是女人最忙的时候。男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而女人们则要打扫卫生、准备饭菜，忙得不亦乐乎。除夕日，看到妻忙碌的身影，突然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在老家住，每年春节之前，我家便门庭若市，左邻右舍都拿着红纸来我家写春联。母亲忙着准备年货，爸爸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干净，熟练地裁开红纸写春联，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牵纸，爸爸写完一字，我便牵一下，等写完一联，就拿到一旁晾干。母亲忙里偷闲为来写春联的邻居们泡茶倒水，忙完一阵儿，就过来替爸爸写春联，让爸爸休息一会儿。邻居们悄悄地说，母亲比爸爸写得好。其实，他们的字各有特点，爸爸的字浑厚洒脱，母亲的字俊秀飘逸。

父母年轻时合影

母亲叫杨化苓，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我小时去姥娘家，满院子的人，姥娘的婆婆的婆婆还健在，我去了，有姥娘、老姥娘，还有老老姥娘。老老姥娘头发全白，老姥娘头发是黑的，于是，我就以白头老姥娘、黑头老姥娘来区分她们。

外祖父解放前毕业于新泰师范讲习所，先后在沈村、刘官庄等地教书，因病英年早逝。外祖父去世后，舅父放弃了学业，专供母亲读书。母亲在孙村完小毕业后，考入新泰一中，后来又考取了新泰师范。一九五八年，她和爸爸一同分配到一个叫盘车沟的山村学校任教。盘车沟距我老家只有几十公里，但盘车沟在山里，走山路要通过一个叫阎王鼻子的地方，光听名字就知道地势的险峻。据父母的同事回忆，我父母的婚礼在学校举行，学校的老师、乡里的领导都参加了。那时生活贫困，从老乡家买了一瓢子鸡蛋，煮熟后每人分了一个，就算参加了婚宴。

我两岁时患小儿脊髓灰质炎，母亲一边教学一边四处为我求医问药，一次听说泰安一位姓王的大夫可以治这病，就背着我步行七八十公里去泰安治病，当时“文革”刚刚开始，王大夫不敢行医，母亲千恳万求，王大夫总算给看了一下，给了点药，就打发出来。母亲背着我与另一个给孩子看病的妇女结伴回家，路过一个村子时天色已晚，来到村头一户人家借宿，院子里有两个女人在推磨，一位老太太把我们领到一个装满柴草的棚子里，把草匀了一下，又给铺上了一张破席。累极了的母亲，也不顾这些，有个地方落脚已经不错了，把我放下，拿出自己带的干粮和我吃了起来。和母亲结伴的那位妇女说：“俺是下力惯了的，您一个教书先生，走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吧？”在院子里推磨的那两位妇女放下磨棍跑进了屋里，一会儿，那位老太太来到草棚，对母亲说：“嗨，您说，俺还以为您是要饭的呢，您还是教书先生呀。麻利进屋里喝碗粥吧。”

去泰安来回要走几百里路，后来，母亲说，如果当时背的不是我，不管什么东西也早就扔掉了。

小时候，我不爱吃饭。母亲为了引导我吃饭，就给我讲故事。从那以后，形成了习惯，我每次吃饭时，母亲都给我讲故事。因而，我的脑子里从小就装满了故事。小伙伴们知道后，每到饭点，就来我家听故事。后来，我常想，自己是如何走上的文学之路的，或许幼时母亲每天给我讲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

我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母亲的背上度过的。上学后，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是母亲背着我去学校，爸爸工作忙，只是偶尔替换一下。三年级的时候，正好母亲教我数学，回家后，我问母亲：“以后我叫您娘，还是叫老师？”母亲说：“在家里叫娘，在学校叫老师。”母亲虽然疼爱我们兄弟三人，但也是位严厉的母亲，因而，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撒娇。

母亲性格爽朗，嫉恶如仇。她的精力几乎都用在工作和家庭上，闲暇时在家读书看报，很少串门聊天，那些爱东家长西家团扯闲话的闲妇们也从不找她，因为她们知道那是自讨没趣。母亲的言行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父母的孝顺在老家是有名的，当年爸爸的工资大部分都给了爷爷奶奶，我们一家就用母亲的工资生活。奶奶晚年瘫在床上，两位伯父住得远，奶奶就住到我们家。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早晨，母亲先去村里的鸭子汪去给奶奶洗尿布，冬天，要把冰砸开再洗。之后回家伺候奶奶吃了早饭再去上班。

母亲退休后，又为我们兄弟三人看大了孩子。父母两人的工资都不低，到了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不幸却悄悄地降临了。二〇〇七年，母亲腿痛，医院检查，医生说母亲胸部有阴影，医院检查之后再治疗腿痛病，我陪母亲去泰安检查，医生怀疑有炎症，输液十几天后，医院的CT结果出来，是肺癌。当时，我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是好。等我冷静下来，回家告诉母亲，阴影没有消失，必须做切除手术，否则发生病变就麻烦了。因为母亲是有知识的人，瞒是瞒不住的，这样说，她心理压力就会小一些。

七月十二日，医生从母亲体内切除了一个肿瘤和三个淋巴结。肺部的切除物化验结果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良性，学名是血管内细支气管肺泡瘤，我到网上查阅了资料，这种肿瘤是一九七五年才发现被命名的。为母亲治疗的几个医生是我的朋友，他们说一般癌症病人到了晚期才检查出来，母亲却是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症状，这种情况很少。手术也非常成功，被切除的三个淋巴没有癌细胞，再活五六年没问题。那时我正在主编《泰山周刊》，报社俗务缠身，但医院陪母亲聊天。十月六日下午，母亲还在和我开玩笑说，她每年五万多的工资，以后要给我们赚下个几十万才行。晚上，我正躺在床上读书，十点四十，接到爸爸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与妻子、医院，见一名医生正在抢救，母亲的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睛半睁着。医生看到我，摇了摇头。我问：“还有希望吗？”医生说：“不行了，已经二十分钟了。”医生把心电图撕出来，我见上面已是一条直线了。我抓住母亲的手，感到手已经凉了。我紧紧的抓着母亲的手，失声大哭。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走了！

医生说母亲的突然离世是因为化疗引起了原来的冠心病，造成了心力衰竭而猝死。

送走母亲的那段时间，我的情绪一直处在低沉之中，一天，我在梳理母亲得病的过程，突然发现了一组奇诡的数字——六。六本来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人们喜欢说六六大顺，但对母亲来说却是不祥的。七月六日，母亲被确诊为肺癌，第一次住院的床位是十六床；八月二十六日，本来恢复得很好的母亲突然气闷，医院，住的也是六床，后来因该房间一位骨癌病人病危，调到二十六床；去世的那天却偏偏是十月六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这一组数字，难道是巧合？本来我是不相信这些的，可这些一连串不祥的数字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白天还好好的，到了夜间却突然去世了呢？怎么就脱不开六的羁绊呢？难道冥冥之中注定了这一劫数？

母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想，母亲拉扯我很不容易，要比拉扯几个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平时也没出去旅游。趁着父母年轻，我要带他们多去一些地方走走，每到周六周日，我就让司机开车陪着父母去周围县市的景点去玩。一年时间，附近可去的山水都去过了。后来我想，我前几年就买车了，为什么到了母亲去世前一年才想起要陪母亲出去玩？难道这也是一种征兆？这样多少还让我有些心安。

以往我每出版一本新书都在第一时间送给父母，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母亲对我的作品总是给予赞许和鼓励。现在我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可母亲没法分享我的快乐了。母亲最疼爱的孙女也有了孩子，母亲泉下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

母亲，您还好吗？

二〇一六年二月七日丙申除夕于秋缘斋

年10月3日，母亲与崔美菊、郭孟娇在白马寺

年5月6日，母亲在徂徕山

年5月3日，母亲在泗水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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